摘要：　　1月25日，受山東省委宣傳部指派，作為全省首批僅有的幾位記者，筆者隨山東省第一批援助湖北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醫療

　　1月25日，受山東省委宣傳部指派，作為全省首批僅有的幾位記者，筆者隨山東省第一批援助湖北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醫療隊（以下簡稱“山東醫療隊”），乘政府包機奔赴武漢抗擊疫情前線，直到2月24日隨山東第一批醫療人員撤離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在整整一個月的報道中，作為一名傳統主流媒體記者，筆者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挑戰，感觸很多，主要集中在新聞源分流、內容專業化生產、媒體深度融合三個方面。

　　新聞源分流，前線記者優勢漸失

　　新媒體時代，通信手段的豐富多樣，信息傳播的便利，使信息源流出的渠道呈彌散性增加，大大縮短了前后方的空間距離。

　　1月25日夜，山東醫療隊剛到達國家衛健委指定援助地黃岡，我們前線記者立足未穩，反映醫療隊員們踴躍報名、出征、離別等信息的文章、圖片、視頻等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出現在后方，甚至被相關人士編輯處理后，分發到各類媒體，以多種產品形式出爐，迅速贏得了大量關注。這讓前方記者略顯無奈。

　　隨后的信息傳播局面更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省內多家派員醫院已經清晰地意識到這是品牌推廣、樹立形象的最佳時機，都專門成立了后方報道保障支持系統，安排專人負責及時收集整理報道前方醫療隊隊員信息，除在本院網站、公眾號、客戶端等新媒體上組合發表，還同步將相關內容通過原有新聞宣傳渠道，向各大傳統媒體輸送分發。而這些素材正是后方媒體急需的重磅“炮彈”。

　　很快，一條完整的“醫護人員+醫院宣傳人員+后方記者+媒體”的全新內容生產供應鏈構建完成，直通新聞當事人、新聞發生地，一方面連接新聞源，一方面執行后方編輯部的部署，直接對后方媒體服務。這些經過多方協作形成的報道，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毫不遜色于前線記者，甚至是新聞單位報道數量的若干倍。這對傳統媒體提出了挑戰。

　　同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報道的特殊性，受疫情控制、人身安全、專業防護，甚至交通、環境等條件的限制，前線記者的信息來源、采訪手段、采訪形式也發生了顯著改變。傳統意義上的出現場、面對面采訪不能正常進行，很多報道需要靠電話、視頻、社交媒體、郵件等手段完成。由此可以看出，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已大大縮小了物理空間的距離感，將前后方基本擺在了等距離的狀態，使前方記者原有的“前方”優勢漸失，甚至還會因人脈、信任、理解等方面的原因略欠一籌，不如后方記者更能接近抗疫病房一線、接近身處污染區的醫護人員。

　　然而，前方記者“地利”的優勢依然存在。第一，在疫情管控狀態下，醫療隊所在城市、隊員駐地、醫護人員工作區等，都已成為“禁區”，若無特別證件，無法進入或通行，記者對醫療隊救治病人、防控活動等工作生活場景，以及對所在城市的所見所感，也就成了前線記者僅有的獨家信息，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與醫療隊員的深度交流、訪問，戰友般的信任感和融入感，使經典意義上的新聞采訪，只有在前線記者的報道中才能實現。第二，記者在現場的全方位觀察、分析、研判，能夠最大限度保證報道的客觀、理性和全面，更有利于對輿論導向的把握。“人在新聞在”的獨家優勢依然明顯。

　　由此，筆者得到兩點啟示：一是，重構采訪生態，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立基于新技術、新傳播、新形勢條件下的通訊員網絡，建立與新聞源的聯系，已成為事關傳統媒體轉型、重大突發事件報道成敗的關鍵；二是，提升新聞產品與受眾的契合度，增強受眾的認可度、忠誠度和用戶黏性已成為主流媒體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專業性知識短板顯現

　　在此次戰“疫”報道中，快餐化、碎片化、情感化的特點明顯。疫情暴發后，各家媒體均以超常規的陣容全方位展開報道，除原有“跑口”記者外，大量抽調臨時力量加入，難免暴露出記者專業性知識儲備的不足。同時，各類媒體大舉跟進報道，但難見高質量的作品，多局限于單個故事、一個鏡頭或片段、抒發個人情感等細節。過于細碎、情緒化的簡單呈現，甚至放大、渲染焦慮、恐慌等負面情緒，使公眾在紛繁無序的信息中張皇失措。

　　與此不同的是，以微信公眾號“重癥老岳”為代表的醫學人士的自媒體把抗疫報道提高到一定的專業水平。“重癥老岳”是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醫生岳茂奎的公眾號，作為山東醫療隊隊員，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于1月29日發出第一篇文章《黃岡日記之第一次“親密”接觸》，充滿了專業的視角、人文的情懷，短時間內點擊量過萬。岳醫生寫作中專業的表述，對醫療操作過程精準的呈現，給大眾傳播提供了標桿，也為健康傳播的專業化提供了方向。當然，自媒體的一些局限性也較明顯。

　　上面以專業化和小眾化為特征的媒體生態變化，對傳統主流媒體提出了挑戰。多年來，傳統主流媒體以時政、社會新聞為主要關注點的大眾化的內容和傳播方式，與當前受眾群的深度閱讀需求發生偏離，需要媒體人“轉方式、調結構”，將報道專業性議題提上日程。例如，2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新聞發布會上，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岡市委書記劉雪榮介紹防控情況時說到“目前排查發現發熱病人13000人”，被某些媒體做成標題放大推出，結果導致公眾恐慌情緒蔓延。這個標題很容易被誤讀為“黃岡有13000多人感染”。誘導公眾直接將發燒與新冠肺炎畫等號，暴露出新聞人對醫學專業知識的把握能力有待提升。

　　媒體深度融合階段到來

　　新冠肺炎報道是一場媒體大戰，各類媒體盡顯神通，從信息獲取渠道、新聞產品的生產過程，到報道形式的呈現，都已經不分你我，昭示著媒體深度融合時代已經到來。

　　一是人的一體化融合。現代信息技術，已將新聞源（包括事件的當事人）、新聞生產者、新聞消費者、新聞傳播者等，這些原來分屬于不同行業、組織的角色，整合集成于一身、融為一體，使新聞產品的采制來源、渠道、速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媒體去中心化、社會化的趨勢，使抗疫前線的醫務人員也能拿起筆、手機，成為新聞記者，拍攝視頻、記下感悟，一篇文字、一條微信、一張圖片，發條朋友圈，就成了能夠廣泛傳播的信息產品。

　　二是內容產品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已發生質的改變。首先是整合型報道，新聞內容的二次、多次消費已成常態。2月7日，新京報推出深度報道《馳援湖北：擺在山東醫療隊面前的“黃岡試卷”》，集中梳理、整合有關黃岡、魯湘醫療隊的以往報道內容，全方位解讀黃岡疫情；隨后，齊魯壹點推出山東醫療隊到黃岡18天的報道，使原來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內容成為再生資源，具有極高的再加工、再利用價值。新聞內容生產的過程和產品結構也發生改變，由一次性消費到多次使用轉變。

　　三是媒體邊界逐步消失，趨于融合。文字、圖片、音頻、視頻正在走向一體，曾經意義上的“跨界融合”，已變得無界可跨，不融自合。眼球在哪里，報道就在哪里。以短視頻為主打產品的抖音、快手、微視等網絡平臺，已經開始以各種手段從新聞源這一環節進行滲透，在這場戰疫報道中，“主攻”對象就是醫生、護士等相關人員。

　　傳統媒體記者也開始身兼數職，為多家媒體提供信息。1月28日晚，大別山區域醫療中心收治首批病人，黃岡電視臺記者裝備齊全，為多種媒體提供信號，從出發到接收，無縫隙連接，全程直播，傳統的媒體界線已經完全打破。傳統主流媒體的內容生產力量，正在成為各類新媒體的共享資源。

　　同時，泛娛樂化、快餐化的新聞消費方式，也使各媒體對新聞產品質量的要求不再那么嚴格。2月7日晚，筆者剛好與幾位醫療隊員同乘一輛班車，一位女隊員正組織大家拍短視頻，先是一人帶頭大聲說出自己的單位和姓名，隨后每個人接龍，最后大家齊聲高喊“黃岡加油！山東必勝！”前后試了兩遍即完成，一則內容、形式很簡單的作品就產生了，當即就傳給山東省內一家媒體使用。這也讓筆者產生了一些思考，新媒體帶來無遠弗屆的傳受體驗固然是傳播的進步，但是，這一定要以新聞專業水平的降低為代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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